对于即将年满22岁的郑钦文来说，这个夏天大概率将终生难忘。

　　在接连战胜了前世界第一、三届大满贯冠军得主科贝尔，和现世界第一斯瓦泰克后，这位排名世界第七的中国女子网球选手，拿下了巴黎奥运会女子网球单打冠军，并创造了历史。

　　无数的掌声和关注涌向郑钦文，押对宝的品牌方们第一时间推出庆祝海报，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她的胜利。在社交平台上，这位自信、坚韧的湖北姑娘迅速成为所有国人的超级偶像，网友们都称她为“Queen Wen”。

　　在赛后接受中国日报采访时，郑钦文表现出了和她在赛场上同样的冷静，“虽然拿到奥运冠军，但不会影响自己回到现实生活中继续专注训练。不会因为拿到奥运金牌而迷失自我，我还有很多目标要去实现。”

　　不到三周后，2024年最后一个大满贯赛事美国网球公开赛就将开打，郑钦文也将远赴大洋彼岸，踏上赛场。对于大多职业网球选手而言，只有一年到头不停辗转于世界各地的赛场，才能赚取足够的积分与奖金，以支撑职业化道路和梦想所需的一切费用。

　　去年6月，中国网球新生代张之臻在法网赢得了一场至关重要的胜利。他的父亲张卫华在采访中透露，培养一个打进世界前100名的网球选手大约要花费2000万元。

　　在整个职业网坛，成功如郑钦文者只是极少数，绝大多数网球运动员为了“讨一分生计”混迹在低级别的赛事中，他们可能没有自己的团队，没有商业代言，没有品牌赞助。

　　“投入无上限”

　　对于多数网球运动员而言，职业化道路是一项需要“全家托举”的事业。

　　在巴黎奥运会夺冠后的采访中，郑钦文用“倾尽所有”来形容父亲的支持，“在我十四、五岁的时候，我爸爸甚至卖掉房子，要（供我）打球。”

　　光是学费这一项，便已让诸多家庭望而却步。时代周报记者从郑钦文曾训练的IMG网球学院网站获悉，在2024至2025学年，如果一名约11岁的女生就读该学校Middle课程，学费为8.99万美元/年（约合人民币64万元/年）。

　　梦想，需要大量资金支撑。“单飞”初期的李娜，即便已在网球界崭露头角，但面临的最大难题仍是钱。

　　李娜前经纪人麦克斯·艾森巴德曾回忆道，2009年，李娜签约的唯一条件就是“钱”。那一天，原本他为签下这名中国姑娘准备了厚厚的资料和话术。但李娜刚走进房间就对他说，“因为你让莎拉波娃变得富有，我要和你签约。”

　　据中国新闻网援引《时代商报》报道，“单飞”后的李娜，每年的团队开销高达约400万元。

　　高昂的花销与他们选择的培养路径和模式密切相关。

　　星河湾职业网球俱乐部是亚太区有名的职业化运作机构，该俱乐部的资深网球推广人王继宏对时代周报指出，目前主流的培养模式：一种是进入市队、省队训练，拿工资，以全运会为主要任务，在省市队的支持下，参加国际赛事来提升技术水平；一种是家庭作坊式运营，自主安排训练和比赛；还有一种则是进入职业化网球俱乐部或网球学校，借助职业团队的力量来安排训练和比赛，对职业发展的规划更加清晰。

　　第一种花销较低，训练费用大部分由省市队支持。后两者，运动员和家庭则需要承担追梦路途上的大部分成本，郑钦文成名之前，大部分是靠家庭在支持，后期有了省市队和国家队的支持；张之臻则是比较小的时候就进入了上海队，有省市队提供资金支持。

　　张之臻的父亲张卫华曾算过一笔账，“家长把10岁左右的孩子送到国外的俱乐部练习网球，一年吃住和训练费用大概要100万（元）人民币。如果家长一直跟着，还要多50至60万（元）开销。”

　　“训练和比赛成本少则每年四五十万。有的孩子还要额外请私人教练，做康复训练，可以说没有上限。”王继宏表示，“与成人赛事不同，ITF（国际网球联合会）青少年赛事没有奖金。当真正进入到这个培养体系，训练要求和比赛都会不断增加，尤其是参加国际赛事，交通、住宿成本都没办法忽视。在职业化道路上，网球运动员比拼的不仅仅是技术实力、心理素质、战术思维能力，体能，还有财力。”

　　即便是作为爱好，网球也因价格高昂而尚未走向大众化。

　　广州一家网球培训机构创办人黄筝（化名）对时代周报记者指出，如今很多孩子5、6岁就拿起了球拍，但在启蒙阶段，通常家长把网球作为孩子的兴趣进行培养。而来机构上课的家庭，也大多是中产以上的。

　　黄筝说，“国内普通网球教练费用每小时约为400元到500元，对于想要进一步提升水平的孩子来说，会请到国外的教练，他们大概每小时700元到1000元。广州的网球场地费用约每小时100元。”

　　他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，每周1至3节课是普遍现象，对于兴趣浓厚和有天赋的孩子，课程安排会增加到4至5节课。以每周3次训练频率来计算，仅网球学习开销就大约在每个月1万元。

　　打进前100才能养活自己

　　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，即便是培养成为职业选手，但顶尖网球运动员仍屈指可数，大部分职业选手甚至难以维系团队的支出。

　　除了郑钦文，1998年出生的中国选手袁悦今年也是首次参与奥运赛事。袁悦在青少年时期的成绩并不出彩，进入成人赛场后，也曾长期混迹在低级别赛事中。2023赛季以来，她全面进入巡回赛，开始创造好成绩。尤其是今年年初，凭借着奥斯汀女单冠军、印第安维尔斯站八强，她在3周内将世界排名提升了31位，进入到前40位，位列中国女子网球排名第二位。

　　也是到这时，袁悦才得到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赞助。在此之前，由于长时间徘徊在低级别赛事中，积分排名冲不进100名，这位职业网球运动员过着无赞助、鲜少曝光的日子。

　　2023年温网期间，袁悦因为鞋子弄脏不符合赛会规定，在微博公开求助寻找合适球鞋；2022年美网时，有赖于其他选手和教练支援才解决了比赛服的问题。

　　作为职业程度最高的运动之一，网球运动从1968年正式进入公开赛时代，并逐步形成众多赛事和复杂的积分系统。每年，职业运动员们通过参与不同级别的赛事赚取积分，并根据积分进行排名。

　　在如今的世界职业网坛，排名在世界前100的职业球员基本能靠比赛奖金养活自己，“如果是100 名以外甚至更低，其实就是在为教练打工。”王继宏对时代周报记者说道。“100位”就像是一个严酷的分水岭，100名前后，就像两个不同的世界，它不仅仅是一个被资本和品牌发现的门槛，更是触碰到高级别赛事的敲门砖。

　　目前，世界职业网球由三大组织统领，ITF（国际网球联合会），ATP（职业网球联合会），WTA（国际女子网球协会）。赛事方面，每年举行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、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、法国网球公开赛、美国网球公开赛，是网球界最高级别、最具声望的赛事，合称“四大满贯”（Grand Slam）。

　　“每一个打网球的人最终梦想都是大满贯，其他比赛都是在为大满贯做准备。”袁悦曾在采访中提及。郑钦文在网球界崭露头角，也正是因为在2022年首次参加法网就晋级16强。

　　而世界排名100名基本也是大满贯正赛入围的门槛。根据大满贯的规则，每一项赛事共有128个签位，其中世界排名前104名的选手享有直接参赛的权利，另有8张外卡和16个名额留给通过资格赛晋级的选手。

　　高级别的赛事代表着高积分、高奖金。以今年1月的澳网为例，单打冠军积分高达2000，奖金额度达315万澳元，折合超1460万人民币。而夺得女单亚军的郑钦文，既刷新了其个人在大满贯的最好成绩，也摘得1300积分及超800万元人民币奖金，其世界排名更是首次进入前10。

　　此外，选手只要能够入围大满贯正赛，便有可观的保底收入奖金。以2024年法网为例，即便是首轮出局，也可获得折合近57万元人民币的奖金，而今年在法网中止步32强的郑钦文也有约123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入袋。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网球四大满贯也是少有的男女“同工同酬”的赛事，即男女选手可以获得同样的奖金。这也是为什么福布斯全球收入最高的女运动员排行榜中，网球选手占据了显著的位置。

　　但除了金字塔尖，大多数网球职业选手只能在各种低级别赛事中四处奔波，挣积分、赢奖金。在入围大满贯之前，郑钦文在 2020年8月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参与了近 30 项比赛，这意味她几乎全年无休。而与团队一起奔赴世界各地比赛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。

　　以郑钦文在2022年夺冠的WTA125瓦伦西亚站为例，其可获得的积分仅有160分，奖金折合约人民币10万元，而如果止步16强之外，一场比赛奖金不到人民币2万元，甚至不够一张国际机票的费用。

　　王继宏对时代周报记者称，“有不少欧美以及亚洲的球员，家庭条件非常一般，一场比赛的胜负，甚至关乎到他后续的酒店和餐饮有没有着落，这么说可能有点夸张，但现实很残酷。”此外，按照ATP和WTA的规定，比赛奖金的扣税比例一般高达20%-30%。

　　要在残酷的国际网坛赛制中突围并不容易。

　　“郑钦文从600位到世界前10，用时三年，爬升的速度确实很惊人。”王继宏称，很多网球运动员3年时间都很难进入前500，甚至前1000。“网球这项运动，确实是一项高投入、高回报也是高风险的运动。”

　　挺进前500、300、100名的高难度，让许多依赖比赛奖金支撑经费支出的运动员陷入困境。ITF曾在2017年面对全球7605位球员展开过调查研究，结果显示，只有6%的女运动员和5%的男运动员可以收支相抵。

　　或许是因为无法获得可观的回报，甚至无法养活自己，越来越多的运动员正在离开职业网坛。根据ITF2021年发布的《2021年全球网球报告》，目前在ATP和WTA拥有排名的职业球员共有3619人，其中，男子球员2137人，女性球员1482人。而2013年时，注册的男子网球职业选手曾达到8874人，女子注册职业球员为4862人，但他们当中有超40%的人单赛季的奖金数是零。

　　大多时候，光环与掌声，巨额的奖金与诱人的商业赞助，只是属于头部的“郑钦文们”。

　　网球市场增量在中国

　　尽管职业之路并不容易，但李娜、郑洁们“珠玉在前”，越来越多的“郑钦文们”仍坚定踏上职业化道路。

　　在“李娜们”之前，中国网球的职业化道路也曾有着一段漫长的博弈。

　　2009年1月，在多次矛盾与冲突后，李娜与网球运动管理中心达成“单飞”协议，网管中心允许运动员自主训练、自主参赛、自负盈亏，但需向中心缴纳个人奖金收入的8%-12%。

　　以此为起点，中国网球开启职业化道路，网球运动员的商业化价值急速飙升。

　　“单飞”后，李娜于2011年获得法网公开赛女单冠军；2013年获得WTA年终总决赛亚军，世界排名首次跻身前三；2014年，她成为亚洲第一位两次获得大满贯单打冠军的网球选手。

　　据时代周报记者不完全统计，在2011年至2014年期间，李娜的个人总收入超过4亿元，与劳力士、奔驰、VISA等13个顶级品牌达成商务合作。

　　“李娜时期的‘单飞’是中国网球项目职业化改革的开始。在网球这个项目中，中国也逐步处理好了体制与市场的机制关系。”北京体育大学教授黄海燕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，中国从网球项目开始做的职业化改革探索，从结果上看是成功的。走上职业化道路后，网球运动员可以有自己的经纪人，既调动了球员的积极性，又让球员个人的商业价值最大化。

　　有了李娜们的成功案例，以郑钦文为代表的新生代球员绕过弯路，径直地走上职业化道路。更自由、更市场化的环境，也为运动员提供了更多元的选择。

　　当下，不少网球新星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支持。以巴黎奥运会网球混双银牌得主王欣瑜为例，深圳体育相关部门长期为其提供师资和场地支持，在政策及制度上最大限度地对运动员、俱乐部、运动队给予支持。

　　世界排名最高达到第54位、创造中国男网历史的吴易昺，背后则有浙江省网球队的支持。浙江省网球男队主教练齐霄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曾透露，吴易昺的团队开支、教练薪水主要由浙江省网球队承担，吴易昺需要做的就是心无旁骛地训练和比赛。

　　“每一个运动员的路数不一样，多数家庭无法支撑完全职业化。如果能有国家队或地方政府的赞助与支持，是再好不过的选择。”资深网球运动观察员李涛（化名）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，中国网球经历了前辈球员的探索，逐渐在职业化的道路上成熟，需要政府、机构、家庭和个人的多方合力。

　　可以预见的是，郑钦文的横空出世，正在将中国网球事业推向另一个高峰。

　　“世界网球界都有共识，未来的市场增量在中国。业内都在寻找下一个李娜来推动市场的发展。现在，他们等到了，郑钦文就是中国的超级网球巨星。”李涛说。

　　现阶段，中国网球呈现参与总数大、专业化低、发展迅速的特征。巨大的市场潜力，正是国际品牌多次重金投资中国网球选手的主要原因。

　　根据ITF上述报告，2020年中国有约2000万人参与（每年至少打一次）网球运动，是全球网球参与人数第二多的国家。同期，中国仅有800个网球俱乐部，与美国的超5万个俱乐部相比，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。企查查数据显示，国内现存网球相关企业3746家，2023年全年注册相关企业227家，同比增长33.53%。

　　“中国网球明星的商业价值会随着职业化的成熟越来越高。现在赞助商都是国际的品牌，也是因为对中国市场有需求，希望通过这些球星打开中国的市场。”黄海燕表示，中国网球职业化已经走上正轨，但网球运动员有没有持续的商业价值，还是由专业决定珠海股票配资公司，取决于在职业赛事、商业性赛事的成绩。